李礼博客

    如果还有什么东西提醒你，花钱消费和尊严无关，那一定是去坐“春运”的火车。所谓春运就是“春节搬人运动”，其主要形式是：数以亿次的人流在铁路大盖帽的吆喝下，如蝗虫一般被赶入车站，然后逃出车站作鸟兽散。

    在此充满异味的喧闹运动中，你的主要角色就是被裹挟，被指挥，以及被触摸。

    如果有人这个时候还能感觉到自己是掏钱的上帝，大家必须承认此人正是传说中的受虐狂。

    不过，最悲惨的是这还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待遇。每到此时，从无依无靠的农民工到衣着体面的大学教授，总有无数的人在东奔西走地搞票，每年因没票而回不了家的人大有人在。

    最后，人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可笑的事实:还是票贩子是自己的“亲人”，他们是自己回家的最后希望，是几经挣扎、身心俱疲后的最后救命稻草。你经常可以听到身边的朋友在互相求助：“你那里有好的票贩子吗？赶紧给我一个啊”，而结果一般都能够如愿以尝。大家喜笑颜开，在与票贩子称兄道弟后，皆大欢喜而散。

    这不是黑色讽刺剧，而是事实。在我们这个都市里，喜欢票贩子的人决不是一个两个。原因如下：

    第一，票贩子服务态度好，在受惯了铁老大的吆喝后，还真有点做上帝的感觉；

    第二，除了少数“害群之马”，多数票贩子给你的一般确是真票。尽管你觉得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能从早在半月前就写着售完的火车站里拿出票来；

    第三，尽管加了钱。但考虑到2个原因，很多人觉得这并不是什么“罄竹难书”的罪恶。一是有市场.铁路的同志不也看到了这个市场，以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加钱吗？考虑到铁路的同志还有工资，所以票贩子同志要求多加点钱的理由多少有点振振有辞；二是给你免去了在寒风中，在人群里痛苦等待的时间，甚至经常还可以送票上门。人性化大大胜过有关部门.

   第四，考虑到部分票贩子同志的神通广大，应该和铁路上的同志有业务往来，所以票面加钱应该也可以算贡献给相关部门的增殖服务。 

    当然，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忍辱含冤委身于票贩子的自我安慰，但考虑到票难买已10多年不见好转，票贩子被打击10多年而不灭且愈挫愈勇。所以我们不得不姑且放下有关部分整治车票的长远规划，而为自己眼前回家的这点小利做点现实的选择，要知道,毕竟坐火车的是我们而不是领导们。

我记得，亲爱的，

记得你那柔发的闪光；

命运使我离开了你，

我的心沉重而悲伤。

——叶赛宁《我记得》

    小访开天窗的旧报 

    无数的烽火往事已随战火飞灰烟灭，无数迁入山城的马褂文人的风发意气随风而逝，终于散落在灯红酒绿看不见的巷落里。

    重庆，大江依然奔腾浩荡，青山依旧高耸环伺，只是已很少有人还把他视为英雄的城市。在最繁华的城市广场，甚至无人愿意抬头仰视一下解放碑。没人知道那里躺着的人究竟有多少以为自己的名字会千古留芳，但知道当年他们如蚂蚁一样死去。

    新华日报的旧址在繁华的闹市区，小阁楼黑黑的样子如同漆黑的历史，过去了就永远没有机会在阳光下被后来的人看清。天上飘洒着重庆特色的霏霏细雨，不见雨点却仿佛全身被浇透。旧址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染了头发的时髦小伙子，正躺在椅子上认真听着塞在耳朵里的音乐，你可以看见节奏如电流一般不断击中他的样子。在莫名其妙的诧异后，小伙子开始手忙脚乱地到处乱找，终于找到了一叠粗糙的门票。我支付了一元钱，他突然象变魔术一样，从后面的墙上拉出一扇门来，一个黑黑的楼梯向惟一的参观者顿时展开，不知通向何处。

   这份中共的报纸诞生于1938年1月10日，在武汉创刊后在日本人的炮火中迁到重庆。 《新华日报》曾被称为抗战时期“最顽强”的报纸，因为它是当时的反对派报纸，它很好地履行了反对派的角色。口诛笔伐，发出了许多抗议政府的声音，而发出的一些自由檄文，至今“仍然先进”，也让我们感受着那个时代的新闻自由尺度。

   开天窗抗议新闻检查是这个报纸的著名特征。而说辞多诸如“今日国内一周述评，因奉令免登之处过多，故缺。特此致歉。”。站在这样巨大的天窗版面面前，后来者不由感慨万千。直到报纸从重庆撤走的1947年2月，其时国共两军已经大范围交战。《新华日报》仍在重庆刊登着众多击败国军，俘虏国军将领的大幅消息。

   刊发在1945年3月31日的新华日报关于言论自由的评论现在看依然经典：“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 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 ，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而献给美国独立纪念日的《民主颂》也基本符合事实，除了把日期提前了一点：“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 。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 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这段话写于1943年7月4日。

    几年后，新华日报成为了我老家的一张政府机关报，直到现在。据悉，该报现在的经营非常红火。

    当我完成这次拜访，空荡荡的四层小楼里顿时又恢复成历史故人的舞台。回头看去，依然没有一个参观者，静得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而那里挂在墙上的人和他们的自由言论依然在等待着下一个凭吊者，他们在继续挥洒着自己激动的文字，指点着江山。   李礼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马太福音》

  小豆豆与小杂技

   尽管早已过了把宿舍门牌改为“九一八”的年龄，但黑柳彻子这个名字显然让人很不感冒，尽管《窗边的小豆豆》的书名还颇有温馨的画面感，能够唤起一些尚没孩子的男人诸如我者莫名其妙的爱心冲动。

   但黑柳彻子的这本书确实打动了我，如同它击中了许多其他成年人一样。因为这个叫小豆豆的小姑娘让我们想起了自己并不愉快的童年，并对我们孩子的未来生活生出了许多更美好的憧憬。

   童年多半没有我们后来回忆的那样美好，诗意的童年多产生于长大后对往昔简单生活的追忆中，或在心灵深处对泰戈尔《新月集》诗句的美好幻觉中，以为那里的孩子就是自己。但正如托洛斯基所说的，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童年的幸福，因为生活总是欺负弱者，而谁能比孩子更弱小呢？

   我们的童年小豆豆没有那么美妙，甚至现在的孩子也没那么美妙，否则骄傲的《纽约时报》也不会创纪录地发表了两个整版的书评，“小豆豆”也不会被译成33种文字而大受欢迎。但这丝毫不防碍我们向往小豆豆的“巴学园”，因为它不是童年的乌托邦，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即使在战火中，它也能为我们带来如此多可爱的孩子。

    这个日本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一本书来自黑柳彻子上小学时一段真实的故事。可爱的小豆豆因为淘气被学校退学后来到一个奇怪的学校——“巴学园”，在这里她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成了一个爱学习，爱生活的小天使。你很难找出一个具体的原因，是校长愿意的坐在对面认真听她乱七八糟地胡说4个小时？是矮树做成的、还长着绿叶子的学校大门？是电车做成的从没固定座位的教室？是稀奇古怪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特长的运动会？还是每天的课程顺序都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学习？恐怕每一个答案都不符合小豆豆的心思。大概只有把所有东西加起来才是“巴学园”的魅力，那就是真正了解孩子，真诚爱着他们，然后顺应孩子们的自由天性让他们快乐成长。

   “巴学园”无疑具有实验性质，但可贵在于其实验得如此平和、自然，完全没有某些“社会实验”搞得那样轰轰烈烈如同运动。如果没有《窗边的小豆豆》一书，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曾经有个“巴学园”，以及它的创办者小林宗作，一个经常穿着已经旧得走了形的西装的男人。在书出版前，他已经平静逝去，带着学校最后毁于战火的遗憾。

   这个低调的男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巴学园”的孩子当作实验品，而只是在做一个正常教育家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本份之事。比较起来，现在的许多中国教育家和老师就非常不正常，尽管他们在做着自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一种教育不让孩子感到快乐而是害怕，担忧，就一定非常可疑，这种教育一定是建立在成人对孩子了解的自以为是、一厢情愿和无知的基础上。 

   最近几周经常去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看书，总能看见一个七、八岁模样的小女孩在瑟瑟寒风中讨饭。她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把腰落在一个铁三角的支点上，仰面把身体曲成弯弯的弓型，然后不停地旋转。前面是个破旧的用来讨钱的铁罐，里面黑乎乎看不到底。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不再遇到一个讨饭的就给钱，然后难过半天。具体原因未得考证，不知道是我变坏了，还是要钱的人变坏了，或者还有其他的某种东西让大家都变坏了。但我会经常给这个小女孩点钱，虽然在给钱的那一刹那，恰是一个人最难过和最感到无力的时候。因为每当看见她总会想起60年前的那个小豆豆，她每天都早早起来，兴奋地盼望着早点去电车教室上学。

   那是怎样幸福的童年呢？

   功利主义企业文化只是员工的枷锁

    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企业文化”是个飘扬过海而来的舶来品。这个错误如同说某个非洲部落没有文化而纽约人有文化一样。事实上，所有的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即使是认为自己最没有“文化”的企业，因为那也是一种“企业文化”。

    除去表面的热闹，目前中国企业的“文化”更新步伐远跟不上企业帐面资金的膨胀速度，其活力也远没有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样生动。无论承认与否，在目前的企业里， “老板文化”与“歌功颂德文化”仍在改头换面地扮演主角，充当主流。

   我们必须直面一个让人有点沮丧的现实：在一个令人兴奋的创富年代，我们却没有造就令人激动的企业文化。恰恰相反，现在的许多“企业文化”非但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成为员工精神上枷锁，企业前进中的阻力甚至反力。

    问题究竟出在何处？恐怕100个人会给出100个具体的答案，但有个毛病却是惊人相似：让“企业文化”成为实用之物的强烈冲动，把它设计成一个冲锋口号的原始意图。在这个非常强烈的功利目的下，企业文化失去了“文化”的特性，失去了它来自于人又服务于人的“人性”魅力与功效。

   当企业文化仅仅成为一种工具被制造出来，它已经不再是真正的企业文化。

   尽管能够推动经济生产，但文化本身并不指向任何功利目标。从这样意义上来说，企业文化的“功效”恰如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它影响企业的自然方式，否则将适得其反。

   所以企业家要做的首先就是让企业文化成为文化本身，真正树立企业的人本意识。正是员工的做事风格和思考方式，才是企业文化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只有他们神清气爽，心情愉快，奋发图强，企业财富才可能滚滚而来。

   让我们看得更远一点。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组织，其目标决不仅仅只是给老板赚大钱，为员工谋小利。做为一个社会细胞，企业还应该让其中的人感到自己的价值、意义，这些感受并不是企业文化之外“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恰是企业文化的血脉。离开了这些，企业的繁荣永远只是老板一个人看到的表面繁荣。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所有好的企业文化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员工的自我价值肯定和内心的愉快。那些从一开始就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文化运动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那些没有看到普通员工喜怒哀乐的企业文化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伪企业文化。

   然而商战风起云涌，搏击中危机四伏。让企业从自己生存的土地上跳高一点，甚至从奋斗的彼岸来考量企业文化谈何容易。但我们的企业必须学会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放开胸襟，开阔视野，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来创造属于自己精神力量，以迎接新的机会和挑战。

   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商业力量，人们对中国企业文化还有着更高的期待，希望它成为一种更加健康、更加符合人性的力量，改变、推动中国整体文化的进步。这并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奢望，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要知道，微软不仅来自美国人，也同样以微软的速度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

远去的自由

——纪念《观察》周刊60年

 李礼

   60年前的1月6日，一个名叫储安平的知识分子开始了一个名叫《观察》杂志的短命之旅。在这一天，《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可以说，《观察》的诞生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舆论来改变政治的一次最诗意的尝试。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愿意把《南风窗》曾经的努力方向和《观察》联系起来。虽然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60年的那个杂志更加象杂志。

  《观察》1946年9月1日正式在上海创刊，1948年1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949年11月1日，《观察》在新政权中复刊，改名《新观察》，很快消失。复刊后的《观察》出过两个专辑，一个是第4期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以及第11期发表的《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

   每周六出版的《观察》，据说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其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05000份，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观察的魅力不仅在于钱钟书等78位强大的知识分子撰稿群，其文章皆为一时之选，更在于其自由而公正的立场。正如储安平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

   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为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观察》每期重复声明杂志立场：“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著名学者谢泳在去年下半年出版了早已写就多年的《储安平与<观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历史细节和思考。这位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尽管努力保持着平和语气和对自我议论的克制，但还是说出了很多人怀念《观察》的一个情节：“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 

   即使在得到将被查封的消息，储安平还是写下了一篇酣畅淋漓的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称“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其中对所谓批评文章破坏社会稳定的问题说得直截了当，入木三分。“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益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

    1949年后，储安平终于因为“党天下”言论，成为著名的10大右派人物。引爆炸药桶的是1957年发表的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直接称“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据相关党史月刊资料，储安平所提的意见，让与会人士大为震惊，可储言犹未尽：“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直接把矛头指向毛，并且称其为“老和尚”。

   在随后的铺天盖地的批斗、下放后，储安平在60年末消失了，生死不明。据说在1990年11月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物》辞典中，“储安平”词条的生卒年，仍只写了(1909～?)。更令人吃惊的说法是曾有人在其故乡、江苏某地的寺庙里看见过他。如果没有故去，他现在该是90岁高龄的垂垂老者了。

   60年过去了，但我们再看《观察》，居然不象在回味往事，更象在憧憬着一个未来。历史仿佛被蒙着脸，在一甲子后又回到了从前。

   现在，越来越多报刊喜欢把 “独立”或“中立”印在自己的封面上，但似乎谁都知道，大家只是在进行着一场走钢丝的平衡比赛：一边是活着，一边是理想；或者说大家在进行着一场隔靴搔痒的竞争，看谁能在不拿开鞋子的情况下挠到里面的痒处。正如谢泳说：“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很有感染力。1949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

    不过，但愿这不会渐渐成为我们永远的借口和理由。人们总还是以为自己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历史，并认为这是最现实的选择。而历史似乎永远在进化论中进步，所以妥协和平衡者大概永远能在其中找出自己的价值。

  只是人们要经常警惕：在这样一场浩大的拔河比赛中，自己夹在长长的队伍中经常会渐渐放松双手，渐渐对成败失去兴趣。甚至当我们已经被拉过河界的时候，仍以为自己站在彼岸。

熟悉而陌生的力量 
 
 

李礼

 
　　当看着历史学家呼风唤雨般招来绚烂而各异的一幕幕往事时，我们确实很难判断是谁创造了历史：是那些不断被叙述的大人物，是被我们忘记的如路边尘埃的无名“大众”？还是那些一次次莫名其妙鬼出电入的偶然事件，如小说家茨威格说得那样惊人，那样如同小说本身。

　　恐怕这不是罗布代尔的生动和司马迁的严谨所能解决的，你当然可以给出如真理一样的回答，但正如昆德拉所说的，“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鸟的夹子”。

　　也许我们惟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能够经历的历史、正在发生的历史，并能快乐或伤感地感受着其中的生命流转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时你还可以明显地享受一下推动历史车轮或被其推动的快感。但无论是不是一个乐观的社会进化论者，我们都改变不了历史的面貌，就象改变不了一个网络世界眼下是如此强大一样。

　　纽约时报不愧是拿普利策新闻奖最多的报纸之一，它在1984年1月1日关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解体的报道中就生动预测了“通信容量将变成一种商品，如小麦和玉米一样”、“大部分的利润将来自提供在网络上流动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传输服务”。20年后，我们更加切实地感觉到了此番描述的准确。尽管，中国目前的电信改革甚至没有同样垄断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20年的那次解体富有革命色彩。

　　如果说信息社会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那么网络则正在改变我们“拟态环境”，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监测社会环境新的消息树，这些从早到晚不停滚动更新的来自因特网的消息轻松取代了真实的社会，我们以为那个用鼠标获得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并据此反作用于生活和他人。这里有瞠目结舌的高科技生活、这里有无数一夜暴富的IT人士、这里有比生活更加凄美的爱情、这里有小人物疯狂的假面舞会。 你可以发散着生活中从来没有的纵横四海豪气，也接收着天涯海角陌生人的膜拜与祝福。是的，这里既是一个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坏的地方，但重要的是，这里是一个给人带来无限希望的地方。

　　这些突破书籍和纸媒速度的信息，以更加迅速和琐碎的方式影响着生活，推动着人们以更快的步伐在信息社会行走，这些在电脑上熟悉而陌生的东西终于成为了时代推动力量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把喜欢和不喜欢它们的人们裹携着奔向新的地方。

　　但我们仍然祝愿这散发科技文明的新势力成为一种更加善良和温和的力量，使人们能够享受信息而不是信息的轰炸、使人们能够生出新的感动而不是成为一个躲藏在电脑背后的冷漠动物。祝愿他们在最强大和最忙碌的时候也会突然想起尼采的话：知识只是为人类展开了一条美妙的穷途末路。

                                     小说的欧洲仍在叙述着差异

       我们尊敬的历史学家们在若干年后一定会以叙述真理的语气来叙述法国人在2005年5月30日的选择：那是一次历史主流中的浪花，丝毫不能影响欧洲统一的大潮。如果他们象他们某些感性的前辈，他们甚至可以嘲笑一下这些法国人：烂漫的人永远制造不了历史的转折点。当德国的坦克在60多年前驶过艾菲尔铁塔时，依然过得很安闲的法国人似乎应该比谁都更能习惯“统一欧洲”的生活。
       一个庞然大物的新欧洲已经有了自己巨人的影子，几十个国家政府紧紧拥抱起来的欲望仿佛一个巨大的车轮，碾碎了这个大陆微弱的差异，那些民间的抱怨迟早会如闲言碎语一样散落到荒芜的路边，留给历史的终将是宏大的诉说，一个关于实力和版图都更强大的新欧洲诞生的传奇。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同意乔朗所说的，把欧洲命名为“小说的社会”，把欧洲人说成“小说的儿子”，他在此有一段对于小说的深情倾诉，让人无法忘怀：“迫不及待地、不断地对所有人进行判断，先行判断并不求理解。这种随时准备进行判断的热忱态度，从小说的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恨的傻，最害人的恶。如果您乐意，那就请控诉巴努什的怯懦，控诉艾玛·包法利，控诉拉斯第涅克，这是您的事情；小说家对此毫无办法。 创造想象的田园，将道德判断在其间中止，乃是有巨大意义的功绩；只是在这里，想象的人物才能充分发展，也就是说不是根据预先存在的真理而设计的人，不是作为善与恶的范例，或作为互相对抗的客观规律的代表，而是作为自主的、建立在自己的道德之上的人。西方社会习惯于把自己作为人权的代表；但是，在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权利以前，他已经把自己构成一个个人，视自己为个人并被视为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欧洲艺术，特别是小说的艺术的长期实践，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小说的艺术教读者对他人好奇，教他试图理解与他自己的真理所不同的真理。”
       这些击中人心的句子不应该仅被视为昆德拉先生对小说的爱，也应该被看做其对欧洲的爱和深深眷恋，因为这里拥有一片“不随时准备进行判断”的土壤。
      那么让我们暂时离开理性的判断，站到法国人一边吧。优雅而宽容的欧洲如果是一个摇曳多姿的欧洲、一个充满变数欧洲，无疑将更加可爱。就让莎士比亚留在英国、席勒留在德国、但丁留在意大利吧；就让丹麦人喜欢克尔凯郭尔多一点、荷兰人喜欢斯宾诺莎多一点、法国人喜欢卢梭多一点吧；请给那些血源已经很近的人们留下保持距离的空间吧。
      是的，在宏大的欧洲历史叙述面前，法国人也许只是恢弘交响乐中的一个变奏甚至颤音，但他们对欧洲宪法的这次否决使不同的声音得到的释放，使“欧洲小说”的不同人物甚至是小人物有了命运新的变数，令来自不同政治信仰的读者对阅读多采多姿的欧洲产生了新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庆幸：小说的故乡终于没有完成一篇命题作文。
      一个统一的欧洲确实能拥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能力，确实更能保障欧洲乃至世界的自由、民主和发展，但欧洲的自由、民主和发展并不比作为欧洲人的法国人的选择更重要，或更有价值。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难道不正是为了让生活其中的人更加快乐、更加自由、更加有选择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权利吗？
      台湾作家龙应台以女性细致而入骨的感受说：“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她继而判断说：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法国人也一样。          李礼

读《纽约时报100年》的三个不快乐
 
我们确实相信这本书在其序言中援引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所说的：理解过去很重要。不过我们要去理解一个什么样的过去呢？是美国西海岸在过去100年的巨变，还是非洲东海岸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都发生了什么？ 历史与历史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个历史学家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一样，而《纽约时报100年》所要告诉我们的是美国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美国的经济史。非常不幸，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在过去100年里的主流事件，因为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是那一个世纪的主角和舞台。

美国的经济变迁与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而我们却无法看到这些到现在还在影响我们的历史推动力，更糟糕的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可能正在重复一场前人干过的事，经历历史上的同一条道路，而无法逃避。当你看到1958年，美国大街小巷的孩子都在玩呼啦圈时，你就会觉得没意思极了。经济的规律和历史的法则就是这样让后来者感到无奈。
这是第一个不快乐。

财富的积累对人性的戕害不是悲观主义者的发明，而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生动的事例来感受有钱人登上历史舞台后的嚣张，物质评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铁一样的标准。那些愿意和不愿意的人都必须站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经济细胞和积累财富的能力。如果没有钱而又没有得到银行家的信任据说就惨了，摩根不是狠狠地说了吗？：“我不信任的人即使受到基督精神的约束也休想从我在这儿搞到一分钱”吗？
这是第二个不快乐。

  人们说，新闻纸是历史很好的载体，因为据说这里客观且有细节支持。不过，即使纽约时报作为世界上最出色的报纸之一，你还是感到了一种宏观和主流的历史，一种看不见的手在把关，不符合美国人精神的东西无法被真实还原出来。主观的影子在字里行间隐约可见，这也许是纽约时报的自信，但却再一次向普通的人说：你们只该知道那些应该知道的，而有些东西则也许永远都看不见。历史的细节以及那些最普通人的呼吸都会随着岁月永远消失，这才是历史的哲学。
    这是第三个不快乐。    李礼

在一个技术社会留下大脑

 　　2003年最后一个月的第14天的下午，全世界有电视的人怀着不同的心情看着萨达姆从地洞里爬出，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不自由的人。电视照旧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思考的时间，在那个变成沧桑老人的画面下不停地滚动着手机短信参与的邀请，这时候，一种与政治无关的无聊之感突然爬上心头。 

 　讨论一个技术社会有多好或者有多不好没有太大意义，正如我所喜欢的哲学家赵汀阳所说的：“这个技术社会如此狡猾、强大，相比之下，那种软绵绵假惺惺的伦理规范渺小得像个笑话。”技术社会改变着我们的存在状态，这种改变如此正常，甚至我们可以用非常商业的方式来反思它，至少对电影可以。那个充斥着中移动Money气息的贺岁片不是以描写手机使人如此接近、心灵却又如此遥远的方式大赚其钱吗？ 

　　意大利思想家恩贝托·埃柯在1999年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而中国的乐黛云先生则再次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希望通过这句中国古话展示真理的一贯性，并提醒多样性的重要。而多样性的丧失正是技术社会最令人讨厌的东西之一，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正在心安理得地放弃思考，然后每天打开电脑看相同的网站，看着各报纸差不多的新闻，收着各自的电子邮件并回复，下班后或者去看充满可口可了味道的电影，或靠在沙发上看相同的电视，为那里的人和事悲伤兴奋，以为那就是外面真实的世界，以为自己已经置身于历史洪流之中并推动了它…… 

 　　其实成为一个工作或一个所谓事业上的一个标准部件，然后随着大众文化狂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统一的东西使我们内心的精神感动和审美标准也蜕化成逻辑模式，则是大大的恐怖。事实上，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才是我们生存的重要希望，正如电影《手机》中的那个被称为缺心眼的傻姑娘最后摇身一变，成为成功IT人士。 

 　　不过，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没有哪个人、哪个团体、哪个政治家、委员会、也没有哪一次会议能够让历史进程刹车”，无论我们如何喜欢和讨厌自己的生存方式，明天总会到来；无论太阳底下有没有新鲜事，网络里时时更新的杀人放火和桃色新闻依然会有高高的点击率和长长的跟帖……  

　　再见，2003年。   李礼

建筑师的命运

    星罗棋布的高楼大厦如不速之客从天而降咄咄而来，悄悄地折磨着城市的气质和风韵。北京，正急于用气势非凡的工地形象展示其现代的一面。不过，如果你以为这遍地的造楼音响或突击队的旗帜会使这个城市的建筑师们感到快慰的话，那就错了。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正望着许多难看的大楼发愁。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可以称是一个建筑的国度，但中国从来就不是建筑师的国度。在古代，他们是“工匠”；在现代，他们是领导或业主意图的实施者。他们经常不得不设计出违心的图纸，而把诗一般的思维留给自己的梦想。贝聿铭在回忆昔日中国建筑师的境遇时说：“那个时刻，建筑师、建筑工人或者工程师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几十年过去了，楼房增高了，建筑师们依然活在人们目光的余光里。  

建国之初，一位共和国的领导在天安门上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梁思成先生大吃一惊。他奔走疾呼并提出了一系列保护、改造古都的方案。不过，这注定是一场徒劳的辩护。1957年，在反右运动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梁先生进城看了看，地安门没有了，广安门没有了，广渠门只剩下了一个城台和门洞。这位中国建筑业的泰斗，不禁潸然泪下。

事实上，时至今日有人还在争议建筑是不是一门艺术的问题；有人还在得意地向建筑师下达自己的长官方案。也许，“建筑是首哲理诗”，不过我分明看到了哲学家赵鑫珊以此命名的著作正在书摊上打折销售。 李礼

媒体学者的诞生

比起所谓“搞导弹不如卖茶鸡蛋”的岁月，要说眼下学者教授们的日子的确是好多了，物质生活自不必提，精神生活亦品种渐丰。譬如在各种传媒频频露面，指点任何需要指点之事或将之提升至抽象语词的高度。对于长期过着柏拉图式生活的学者们来说，如今推开家门发现个把话筒已成为平常之事，就像每天要吃饭、上课、睡觉一样。

配个照片，登个头衔，开动脑筋理论联系一下实践，确实不是坏事。不过公众热情的目光，媒体大方的溢美，却也搅得一部分学者心绪不宁，神不闲气不定。日子久了，学问功夫日浅，社交功夫见长，并呈现出惊人的“通才”之相，即忘了自己的专业范围，对发生在空气中的一切事情皆产生了剖析的欲望。面对学者们走马灯似地闪亮登场，见识浅陋的老百姓突然发现这是一个需要别人指导的时代，放弃思考大概是我们比较好的出路。

以《 百年孤独》 而名动世界的天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不无嘲讽地说：“评论家在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此言对于一些媒体型学者来说也同样合适。年长者凭资历发言，年轻者以“另类”说话已成为此类学者的出场模式，至于说了什么，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则是次要的，隐藏其内的逻辑是：首先是要说且多说，话语即权力嘛；其次是对与错，学术解释，个人立场而已。  

  学者汪丁丁说：“理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便成了消费品。”我深以为然。  李礼

批发“中心思想”

某日到朋友家做客，当我正沉湎于进口大片之际，主人的孩子拿着一篇文章怯怯地过来问我：“叔叔，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该怎么说？”中心思想！我大吃一惊，原以为这玩艺早已成为怀旧话题，不料它还活着。拿过这篇要求总结思想的文章，一看之下倒也简单，说的是一孩子放学回家路遇盲人并将其送回家的“老事”，我随即拿出多年语文学习的“八股”能力，脱口而出：本文通过对放学回家送盲人的描写，表达了孩子助人为乐的精神，体现了当代青少年良好的精神风尚。这个十来岁的男孩听了十分高兴，冲我直笑。

这件事对我来讲有两个意义：一是帮助一个儿童从一个简单的故事里开掘出一个“思想”，让他完成了一件痛苦的功课；二是让我回忆起过去的事。

想当初，在语文课上，当老师要求总结中心思想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这么干的。既然老师和考试要求了，又有操作性很强的陈述程序，总结思想便成了一件既必要又简单的事。

对教材和教学中的一些构思，我一直无法深味其中的妙处。不过总结“中心思想”的副作用多年以后经常会在许多人身上发作，即看书时强烈的搜索感和严肃的使命感。坦率地说，这种阅读方式已丢失了许多的愉悦感。

书本中肯定有“思想”存在，不过大概不可能批发出来分给大家。在各个人看来，“中心思想”也应是多姿多态的，用一个声调说话，书本和读者都比较难过。

当老师亲切地让大家畅所欲言时，我们其实都知道：答案只有一个。

 李礼

光阴里的哲学

时间是一种令人敬畏的东西，遥想杳然已逝的过去，瞑望遥不可及的未来，时间以其强大的理性使一切有历史感的生命感受着宇宙的变幻和自我之渺茫。   

 一百年可以干些什么？可以使人类从十几亿猛增到六十亿，可以打两次世界大战，可以使穷人更穷，可以使富人更富。所谓“世纪末”的感觉并不是本世纪的发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正使这种体验离宗教感越来越远，而更多呈现出生命的宣泄。 

 如果我们用右脑来思考（据说这是逻辑思维的优势区），那么眼前的这个世界完全可以用“经济发达、生活高尚”来描述。但如果用左脑来“形象思维”一下，情况则会伤感得多。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感性史学家”们对历史作出了乐观的评价，房龙在书中写了这样的预测: “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新世界的斗争。”但旋即而至的二战使这种预测仅仅成为一种预测。至于政治家们在电视中关于未来的美妙承诺，人们知道，则和真实的未来毫无关系，因为从电视发明以来他们一直就是这样说的。  

  赫尔岑在《 往事与随想》 中写下了这样的慨叹：已经24 岁了，还一事无成！可惜，有如此时间感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事实上，谁都习惯了漠视光阴和光阴里的生命成长和消亡。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更像是这样一个过程：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而后睡去。

在上一个千年之交，信教和不信教的欧洲人都纷纷涌入教堂忏悔，政客们则发誓要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但请看一看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后他们对非洲人、亚洲人干了些什么。回首往事，与其说历史是有规律的，毋宁说人的活动是有规律的，而光阴的流转则使这种规律更显其残酷性罢了。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讽刺和怜悯”是人类生活的陪审员与法官，“前者用微笑使生活愉快，后者用眼泪使生活圣洁”。果真如此，那些“时光已逝，红颜不再”的烦恼都不过尔尔。  李礼

记忆力的意义

那是高中时的事了：某日，班主任集中全班男女交流学习方法，以探索各科学习之终南捷径。本班一成绩优异的男生不幸被点中上台“交流”，此君一副为难的样子在台上抓耳挠腮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背呀！往死里背!”底下一阵大笑，老师大惊失色。不过，大家却心知肚明：他只是说出了一个比较难听的“真理”罢了。   

在大学中，本室一兄，乃睡觉兼逃课高手，日以继夜地沉湎于被窝以致昼夜不分，经常在宿舍熄灯之际一跃而起！考试将近，此兄不慌不忙，复印笔记一堆置于床头狂背，大概是平日里“养精蓄锐”, 记忆力果然惊人，成绩下来经常居高不下，令许多人“吐血”。

“劳心者治人”，是中国一条朴素的真理，几千年下来颠扑不破屡试不爽。那么如何才能成为“劳心者”？读书。如何读出效益？昏天黑地地背书是重要基础。记忆力原本是大脑的一种能力，但它的社会功能看来还远在其生理功能之上。想当初，苏秦落魄回乡，遭嫂子白眼一堆，于是只好用锥子扎大腿，狂背姜子牙的《太阴经》，终于否极泰来，名利丰收。看来，生为中国人而记忆力不好，就如同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诞生在维也纳一样，令人同情。

从本质上说，“背”就是一种重复，记忆力是恢复书本和死人论点的工具。在这种机制下，只准学舌不许越轨的“良民”于是就多了。这么一想，倒令人出了一点冷汗。李礼

中产阶级的学问

据说，大资产阶级是用来把持政府操纵政治的，小资产阶级是用来批评个人情调和两面性的，而中产阶级则似乎是悠闲的一个别称。不过，于今观之，“中产阶级”的生活据说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这一点，大概从知识分子加盟开始。 

当下正春风得意的某新锐学者，近日称：做学问需达到中等收入以上，方能心态平和、客观公正；无独有偶，北京以思想著称的某新生代歌手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欲有创作力则自己要当个中产阶级云云。于是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做个文化人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在暖暖的屋子里，泡一杯浓浓的咖啡，听一段柴可夫斯基，翻一翻书本，的确惬意非凡，也确实能够保障学者们的思考心平气和、不偏激不上火。但我始终不明白，在这个锐气和激情尽失的时代里，我们需要那么多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思想”干什么？正如赫尔岑所冷冷指出的：没有不切实际的气质，一切实际只能停滞不前，变成同一事物的枯燥反夏。

没有人天然喜欢苦难，不过即便在一个表面欣欣向荣的年代里，真正的思想者还是透过仆仆红尘看到了生活的密码和人民的苦“难。追求生活的安逸大概是人皆有之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不过思想的火花并不随着生活质量的升值而迸发。它永远只属于少数人，这是一个天然分工，就像普罗米修斯注定要为盗火而痛苦而无数人却成为光明的享受者一样。圣者即殉道者，不过，“中产阶级”显然不在此列。

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实在是无可厚非，但如果有人以为鱼和熊掌这样容易兼得，那可就错了。这种充满辩解的姿态再次让人感受到了某些温室思想家的苍白和无力。  李礼

“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不热爱自由”

寂寞的自由

      叔本华在经过几乎一生的冷遇后终于在1850年凭借最后一部著作《附录和补遗》一举成名。虽然这位唯意志主义和现代悲观主义的创始人几乎“老迈的头颅已经无力承受月桂花环”，但他却似乎以自身的历程诠释了自己的话：“真理是可以等待的”。

    《人生的智慧》是《附录与补遗》一书的一部分。叔本华在书中以优雅的文体，格言式的笔触阐述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这部作品的通俗性使得它成为许多试图了解叔本华的先行之路。坦率地说，《人生的智慧》并没有强大的内在逻辑和潜在的叙述规律，它甚至看上去离真理很远。不过，这的确是这位伟大哲学家一生洞察人世的感悟，也是他从抽象的理论王国回到尘世。

      我喜欢《人生的智慧》中关于社交和寂寞的论述。一方面，虽然叔本华称“性格遗传自父亲，而智慧遗传自母亲”，但他自己却不打算遗传什么给下一代。哲学家一生未婚，没有子女，狗是他的伙伴，他的关于寂寞的描写一定很有意思。在另一方面，寂寞的问题本身就是个诱人的问题，也许就在此刻，在我们思考它时，寂寞就开始了。

      叔本华说，生活在社交人群中必然要求人们互相迁就。因此，聚会的场面越大，就越容易变得枯燥乏味。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他甚至说：“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不热爱自由。”

      关于社交，哲学家动用自己的智慧比喻说：“我们可以把平庸之辈比之于那些俄罗斯角兽乐器，每只兽乐只能发出一个单音，把所有兽乐恰当地凑在一起才能吹奏音乐”，而一个有头脑的人却是“一架钢琴”，“ 钢琴本身就是一个小型乐队。同样，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微型世界”。 叔本华冷冷地指出，人的群居生活可以被视为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精神取暖，这类似人们在寒冷的天气拥挤在一起以身体取暖。不过“自身具有非凡思想热力的人是不需要与别人拥挤在一块的”。

    彼特拉克说：“我一直在寻求孤独的生活，河流、田野和森林可以告诉你们，我在逃避那些渺小、浑噩的灵魂，我不可以透过他们找到那条光明之路。”

人无疑是社会动物，孤独天然不是多数人的选择，也非大众所能承受。但，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高贵的财富，而她们几乎只有在你一个人的时候才悄悄拜访。所以，也许真的是那样：“尊贵的气质情感才能孕育出对孤独的喜爱”。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说：“ 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从来就没有全心全意地属于一块土地或一个国家，属于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家庭。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到有一种莫可名状的距离并且需要回到自己的内心－－这种感觉正在与年俱增。”，喜欢与人交往的伏尔泰也不得不承认：“ 在这世上，不值得我们与之交谈的人比比皆是。”

  叔本华给了世人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是孤独，要么就庸俗”，也许真的是那样。

  李礼

知识的副作用

   无论何时何地，“知识”大概总是用处多多、好处多多的。大到社会进步，小到个人前途；雅到精神享受，“俗”到养家糊口，知识总是生活的救命稻草。不同的是有人在享受，有人在利用，有人在糟踏罢了。

  不过．拥有知识未必都是好事。一是道家所说的，知识太多便欲望太多，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平衡就难受，大概会得高血压或抑郁症；二是卢梭所说的，越文明的人便越容易给自己戴上枷锁，甚至沦为“非文明”人的奴隶，大概会得神经衰弱或失眠症。不过，这种“副作用”尚不严重，且带有自然属性，还有更糟糕的，那就是日益强烈的知识“做作”冲动。

窃以写文章为例，一篇朴实的文章显然已不是时下的作风，经过“知识”化处理的作品，“主题”应当是这样的：或者前卫、或者另类、或者时尚、或者怀旧。总之，就是要在品位的大旗下，把朴实的汉语语法说得幽晦艰涩、虚无缥缈。虽说目前很流行所谓“新人类”和“新新人类”，但我佑计面有烟火色的老百姓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某些“知识分子”的这种扭捏之态，大概在他们眼里真是难看死了。  

   老子认为，事情糟糕，不是因为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而是因为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这种理论用到智慧的脑袋上，大概就是“用脑过度”。而这种副作用到了一定程度就不是姿态问题了，正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慧智出，有大伪”，说得一针见血。     

   看来，知识的确是文化生活的基础，不过有知识与有境界无关。李礼

 “华而不实作风乃是对科学的一种爱，这种爱与对科学完全缺乏了解连结在一起”                                        ——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

华而不实地爱真理

      《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最令人吃惊和难过的地方在于其巨大的现实性，赫尔岑在这部他自己最主要的哲学著作中所勾勒的人物肖象和学术作风仿佛就在我们面前，而不是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俄国。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及其哲学的开创者赫尔岑无疑是个有争议的人，尽管随着历史的流转，这种争议似乎越来越少。不过，无论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如何在他身上动摇不定，也无论他是否走向了唯物主义,“却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了下来”，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赫尔岑都是个无可争议的伟人，这一点已经被其身后的历史所证明，这和他的贵族形象无关，也和他与马克思的矛盾无关。

    1842—1843年，赫尔岑以极大的热情写下了《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在短小的四篇论文中，伟大的哲学家兼文学家仅用廖廖几笔，就勾画出当时莫斯科知识分子在科学上满足一知半解，华而不实的作风。“他们懂得科学字面上的意思，但对科学活的精神则不肯深入研究”，“认为一切都易如反掌，认为任何问题他们都能够解决，你一听他们说话，就仿佛科学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不过，赫尔岑仍深刻而不无宽容地说：“华而不实作风乃是对科学的一种爱，这种爱与对科学完全缺乏了解连结在一起”

     列宁在评价赫尔岑时说“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济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实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我想这种评价也适合我们眼前这个时代，并且适合中国，我们也正经历着仿佛昔日重来的历史情境。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自己，人们就会吃惊的发现：我们对于工作和科学的一知半解的满足和对未知领域的盲目自信已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黑格尔说：“世界上没有人会认为不学做鞋手艺就能够做鞋、即使每一个人都有两只脚作鞋样也好。哲学连这种权利也分享不到”。现在，分享不到这种权利的角色疯狂渗透到诸多科学和甚至众多具体的工作之中，而这一切背后的平静则是一种更令人可怕的东西。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英雄”正如《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所描述的那样：“勇猛地走上前去，对真理毫无敬畏之情”，他们似乎忘了“科学是到处为家的，只是任何不播种的地方，它是不会使其丰收的”。

      赫尔岑在日记中描述写作这本书时的心情：“我开始写作哲学中的‘英雄交响曲’，我渗透着这样的感觉，我是以火一样的激情写这本书，这就是我的诗。”而这部著作也的确激起了当时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呼。据说，青年们津津有味地欣赏这部著作，就像吃糖果点心一样。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书中所讽刺的东西还像毒草一样顽强的活着，只是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像吃糖果点心一样欣赏这本书。  李礼

读书的使用价值

我友黄某，一日读书于北图，正自我陶醉精神方欲飞升之际，邻座一君忽探头窃问：写论文？考试？出书？编资料？…… 在得到一连串否定句后，此君大惑不解作深思状，悻悻回归本座，口中嗫嚅：什么都不搞，看什么书！

我相信这种疑问不是莫名惊诧，如果你看到了人们翻书时如购物般急急找寻的样子，你就有理由怀疑这里只提供资料而不输出精神。  

据说，在人类争论什么是“美”的历程中，曾一度固执地认为某些形状天然就是美的化身，如亚里士多德同志眼中的圆形、中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五边形等，而所谓美丑，只要套用此形状或比例量量就行了。这种审美观与读书目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无视人的主观愉悦，尽管这种愉悦经常莫名其妙。

“读书”在中国的确不愧于引用“特殊国情”一词（注：此词在中国一般指借口），并从一开始就使之目标明朗化而直指物质和地位。譬如“十年苦读无人知，一朝成名天下闻”，譬如“学而优则仕”，譬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不胜枚举。非但如此，一套足以死任何反对者的“学以致用”理论也树立起来，仿佛谁在看书时不时刻念着理论联系实践的伟大理想和为祖国添砖加瓦的远大志向，谁就是远离火热生活的“小知识分子”。    读书如果只剩下使用价值，那大概就与古人扬雄听说的“小人之学也，为利”相去不远了。至于那些读书时所不期而遇的会心之笑，意义大概甚是寥寥，因为那只是一些美丽而无用的句子而已。

  大哲康德有言：“我凭什么权利可以判断说某件东西是美的？标准当然是它在我身上引起的愉快。”我想，在读书方面亦应如此。 李礼

CNN换帅的背后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近期上层的动荡更迭和它的电视节目一样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现任首席执行官汤姆-约翰逊的离任被普遍视为不是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这位率领CNN在海湾战争期间使全球观众看到战争每一个细节的功臣在给CNN员工发送的电子留言中写道：“对于我这样一个工作狂而言，现在是远离工作回到家庭中的时候了，否则工作的重担可能会很快将我压垮。”

 　　约翰逊担任CNN的首席执行官已十年有余，由于他在6月28日的辞职距CNN被AOL时代华纳重新整合仅有数月，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约翰逊的离去可能与AOL的改组有关。一位和约翰逊长期共事的CNN记者的话更加证实了这一猜测：“新的经营策略让他感到不舒服。”

 　　今年1月11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正式批准了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新公司出台的第一项重要政策就是裁掉CNN400名员工，将CNN与时代华纳公司其他广播电视频道合并为一个部门。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已宣布，前TimeInc.主编沃尔特-伊萨克森将担任CNNNewsGroup.董事长兼CEO。他将继任汤姆-约翰逊(TomJohnson)的职位。伊萨克森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CNN运营经验，不过他要做的事也许并不复杂，那就是赚钱。他应该知道，企业合并的惟一目标就是让利润最大化。

 　　CNN的既有新闻观必须让位于美国在线的观念，目前的时事要闻必须让位于娱乐新闻、新闻必须让位于利润，这也许就是新公司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也是CNN高层变动背后的“逻辑”。

 　　CNN的历史是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覆盖了六大洲的CNN是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电视网，其国际频道的片头的CNN三个大字和旁边转动着的地球图形使人想起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提出的“地球村”概念首先为CNN实现。这个在全世界拥有1亿多观众的传媒巨子自称是“一家预告时代风云的公司”，而西方报刊则说他做到了“让全世界能在同一时间看到同样的新闻”。对CNN创始人泰德.特纳的描写是锻炼美国记者文笔和想像力的一次好机会，在他们看来，这位同行身上有着无数传奇的光环。1970年，他介入了电视业，买下了亚特兰大一家濒临倒闭的电视台“十七频道”，在1980年6月1日，CNN开张了，它随即改写了电视新闻业的历史。特纳的举手投足都表明，他的确是个风云人物，这位老人甚至表示愿替美国政府支付其拖欠联合国的约3.5亿美元的会费。

 　　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实况到1991年海湾战争的空袭，从苏联解体到波黑战场中的一次炮击，人们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是那个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电视台不感兴趣的，CNN的报道风格已对世界产生影响，凤凰卫视欲把自己打造成“汉语版CNN”的理念使人看到了它在亚洲的影响力。

 　　每天，CNN通过遍布全球的记者和此刻就在我们头顶上方的通讯卫星感受着我们这个世界并凭借着强大的技术力量把这种感受通过自己的“诠释”告诉给世人，CNN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视为“霸权信息”的发布方，反对它的人在不断提醒：不要让CNN成为新闻业的标准，就像可口可乐不幸改造了世界的口味一样。

 　　不过目前CNN的日子并不好过，来自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有线电视网)、MSNBC以及福克斯新闻网等其他新闻频道的激烈竞争使CNN的压力很大。根据近期公布的一次尼尔森电视收视率调查，CNBC在今年第二季收视率首度超越CNN，成为全美最多电视观众收视的全新闻频道。据报道，第二季CNBC平均观众人数超过28万个家庭，而CNN的平均观众人数为25万3千户。业内人士称，CNBC领先CNN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分析说，纽约股票的剧烈波动是CNBC凭借财经新闻赶超的重要因素。

　　CNN正面临的困境还表现为它正在多档节目失去领先地位。CNN的夜间财经节目Moneyline一度被认为是CNN的王牌节目，但去年该节目的广告收入却比前一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在时事新闻方面，CNN近年来收视率也大大下降，更糟糕的是它还被竞争对手讥讽为“美国政府的传声筒”。不久前，由CNN委托3位资深新闻工作者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说：CNN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报道可谓“一败涂地”。在现实面前，CNN不得不反思自己板起面孔做事的姿态和保守而正统的经营理念。

 　　时代出版公司与华纳娱乐公司合并使前者感受到了商业的压力，而正统的CNN被时代华纳收购也必须经历痛苦的磨合。能带来利润的电影、电视正在成为主流，一板一眼报道时事要闻的CNN必须为此而改变，残酷的竞争使不适应这一点的人走开，即使是首席执行官也不例外。大概正如它在自我介绍中所说的那样，CNN首先“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效益的电子新闻和信息公司之一”，然后才是一个媒体。

 　　据悉，CNN将开展自己新的制作计划，其中以1500万美元邀请克林顿最为引人注目，为了提高收视率，CNN已计划邀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主持一个清谈节目，估计每集酬劳将会达到1500万美元。

 　曾经有人用漫画把CNN的创始人特纳安排在联合国圆桌会议上，名字在突尼斯(TUNISIA)与土耳其(TURKEY)之间，以表明CNN的政治影响力。选择总是很痛苦的，不过CNN必须在正统而严肃的生活和商业化生存之间做一次选择了。

李礼

儒与道的游戏

依冯友兰先生所言，中国人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儒”的精神与“道”的精神就是中国人人生哲学的两个基本气质。刘歆在分析其起源时认为，儒家源于司徒之官，道家源于史官。这种“职业说”固然暗合儒道各自的精神，不过我始终觉得，人生际遇的变换才是它们真正的母体。

据说，儒道两家曾经是格格不入的，后者嘲笑前者“知其不可而为之”，前者反击后者为“不仕无义”。其实，儒的进取和道的自守既是对立的，更是互补的。《庄子》中称，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就是说儒家入世一些，道家出世一些。不过两者几千年来始终在国人身上演练着一种力的平衡，这种平衡使得中国人进退有据，支持失败者向目标再次挺进，促使成功者在合适之际激流勇通。

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反思的思想，中国哲学的任务似乎就是要把入世与出世、儒与道等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求解这个问题的过程，使人生往返于儒道之间。如果说得举重若轻一些：即儒与道之间的人生游戏。

在一个现代而有秩序的“文明世界”里，内心与外界的冲突经常使儒道之间演绎出非常微妙的关系。既有“大隐隐于市”者，也有心念“儒”而口称“道”者。其实这些表面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中必须真正有一些支撑自己的东西，方能享受灵魂的平和。

   人生有了这种游戏，方能称之为审美。  李礼

文人与政治

   今天突然去了郭沫若故居，在这个凄冷的周末，这个在后海边上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几乎就只来了我一个参观者，这也正是我选择时间的目的：没有任何人在耳边聒噪。

   一个人静静地看了郭沫若百科全书式的成绩，并沿着他感受着五四以来的历史和文化人在这个历史中命运。不知道为什么，每当看到郭沫若我就会想到瞿秋白，想到文人与政治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瞿秋白绝对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他的诗与散文的水准即使是在那个骚人纷出的时代也是一流的，但这个早期中共的领导人很快被历史证明无法适应残酷的政治生涯，在性格命运的指挥下成了伟大的悲剧人物，我相信对他的历史研究和命运轨迹细节的展现将来将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郭沫若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以做书生为主，以政治为辅，尽管他也摆脱不了岁月对他的嘲讽，但他的主流形象仍将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尽管他参加过北伐，并担任过政府的副总理。

  郭沫若在建国后的表现是许多人指责他的强大历史口实，其一些诗作的水平令人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女神》的作者，而他的一些政治应景之作更让人难以容忍，不过人们似乎永远也无法探知郭的内心世界，无法知道究竟是政治压迫了他，还是他嘲弄了政治。在这一点上，这让人不免会想起海德格尔。

   中国的文人和西式学者是有区别的，中国文人的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使其身上弥散着难以与政治暗合的逆人气质，而学者则活在理性的世界里，规律和逻辑是他们的上帝。尽管瞿秋白如今多出现在革命史中，但我仍感受到他的文人气息，而郭沫若则更象一位学者。

   中国式的文人是更纯粹的知识分子，其与政治的距离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而非单纯的个人的狂狷。这种距离是独立思考的基本空间，这些思考既可能是对宇宙和人类的共性话题，也可能是自娱自乐的智力运动。对于前者而言，正如萨义德所说的，“最不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大众，总的说来，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事实上，这样的人正是代替整个人类的反思者，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地球伙伴总是倾向于放弃思考。

   不过，这样的人必须有处于社会边缘的决心，有心灵流放的精神体能，这确实很困难，因为知识分子无法逃避地从降生起就成为一个社会人，当一个人与他者不断对话的进程中，内心的独立运动是痛苦的，事实上，同盟还是旁观是一个贯穿知识分子一生的主题。

   说到郭沫若，我突然回忆起在大学时往事，一次文学课，老师事先命我准备上去“授课”，想搞点教学新尝试，而我讲的就是郭沫若。想想当时我到图书馆乱查一气便煞有介事地在同学面前乱讲，也真是无知者无畏了。  李礼

唯心主义时代

按理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是对宇宙存在的两种相异的思考方式。不过，这种学术上的“平等”大概只存在于哲学中。事实上，由于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前者已逐渐成为我们的“正统”和“主流”，而后者则日见面目可憎。不过在民间社会和社会个体之中，却存在着一个相逆的过程：唯物主义因其官方的色彩而渐丧学术的亲和力，而唯心主义恰恰因其主观性，却显得更有生存能力。   

不过，主观世界的“泛滥”显然不是妙事。个人的想象多一些、感性多一些，虽然不是洪水猛兽，但从根本上说，这并不符合生活的艺术。在文学中，“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及其惊人相似的政治文学描述确实令人难以容忍；而在另一方面，插上门拉下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谓个性化写作，却也令人不敢恭雄。事实上，那些伟大的史诗般的巨作，无论怎样冠以浪漫主义的前缀，却总能让人透过行云流水的文字看到一颗深沉的心灵，它来自平凡的生活。 

罗素在《 历史作为一种艺术》 中称：“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他以哲学家特有的幽默和热情丢弃了历史中的科学。历史自身究竟有无规律，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史学问题而更像是一个“时间”问题，在19 世纪以前它的答案是“有”，而现在却很难回答，因为“一封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都曾改变历史的面貌”。

    这是个主观的世界。  李礼

纪律缓冲法律

科学表明，一个人的潜能一旦被开发出来，许多事令人不可思议。我想，好事发此，坏事亦然。近阅时事，发觉几件平常之物显出本领：一是耳朵。安徽省农科院某副院长耳听八方，在家中用公费打出电话费22万元。此耳可谓不辞劳苦；二是眼睛。广东某高官（人大副主任）眼色一使，神会者颇多，衙内们于是乎“经商”轻取几千万，此眼可谓目光深邃；三是脑袋。某大型钢铁厂，投资后飞快亏损4个亿，有关领导称，事先没有经过仔细考察。此脑可谓难得糊涂。凡此种种，见得多了，让诸多小民知我者不禁产生了一种良好的愿望：祝领导们用好自己的东西。   

坦率地说，以上诸公的出现，除了在数量上又增加几个反面教材外，并无太大意义。令人感兴趣的是看看他们的下场。据说，对这些从几十万到几亿元的损失，换来的居然多是“行政”处罚：或处分或撤职，此外别无下文。而对那个一上马就损失几个亿的工厂，则更以“警世”的姿态出现，即无人对此负责，但要“牢记”下不为例。这就令人颇感奇怪：既然受到损失的是国家，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税人的损失，为何只用部门的“行政性”处置来草草了结呢？除非有人能证明各公共部门的钱不是来自于每个民众，否则就绝没有“关起门来打狗”的道理。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法理上解释，他们都必须直面体现民众意志的法律，其命运应掌握在每一个普通纳税人的手中，惟其如此，大概那些挥霍别人血汗钱的人才能真正感到战粟和恐惧。  

  “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法制思维现在究竟还有多少“市场”，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在许多人眼中，经济上的“失误”或“违纪”较之杀人越货似乎有天壤之别。而当这些“失误”的主体为某些领导时，法律则悄悄地走开，在所谓的纪律面前，一种声音正在掩盖事物的本来面貌，一种理念正可怕地于无声息中被“共识”。即领导的错误，永远必须经过“纪律”的关口，方能看见尘封的法典。在这种缓冲中，法律对社会关系的普遥调节正日益令人感到缺失，而这种缺失也将使整个社会“法的境界”渐渐地模糊起来。  

 法是高贵而理性的，高贵在于人人在它面前的平等，理性在于它将惩罚一切作奸犯科者。不过这种理想，多存于法学家的心中。  李礼

“政府采购”利弊考

对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第一，保证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保护社会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任何人的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其公共设施。在实践中，人们似乎更关心前两条，但事实上后者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它经常成为吞噬公众财富的黑洞和滋生腐败的温床。

进入90 年代以来，一种被称为“阳光下的行政”的东西经由舆论炒作而热闹非凡地在中国登陆，它的名字叫“政府采购”。据说这种在国际流行已久的规则一经引进就创下惊人的战绩，各地不断传来的“节约”的钱财之巨，令人对有关部门以往花钱方式的吃惊远甚于“政府采购”本身。钱的确就如同海绵里的水，只要某些人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对子越来越多的国人来说，看清楚政府如何花钱比政府少花钱也许更有意义。从制度本身来说，“政府采购”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毕竟体现了行政公开和政治透明度的增强。事实上，政府的“吃穿用度”无一不来自于纳税人，行政行为理应具有两个基本的指向：一是追求正义（依法办事）；二是追求合理性（少花钱多办事）。

不过，谁要是认为如此一来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问题，那就错了。在缺乏缜密的规范和监督程序之下，政府采购只是降低了行政作弊的概率，却无形中增加了腐败的成本，因为无数的企业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力图获取政府订单，包括非法手段。事实上，政府采购之中的种种“猫腻”，在西方一直是各种丑闻的“发源地”之一。

一切制度皆由人操纵，只要握有权利，腐败就永远处于“准发生”的状态。不过，“政府采购”仍不失为一件好事，其所体现的“程序公开”在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这让人想起英国法官杰克逊在1953 年所说的一句判词：如果让他在以民主法程序适用专制法和以专制法程序适用民主法之间进行选择，那么他宁可选择前者。李礼

“非主流”主流化的尴尬

一种意识或存在方式从诞生到普及总有一定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事物从个别到一般的正常周期。翻翻思想史，先行者的命运总是不太妙。尽管许多“想法”随着光阴的推移而从庶出转为正统，从异端变成主流，但这丝毫没有防碍后来者一如既往地边读史书边重复往事，大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将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的时代，大概比我们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这个周期的存在既是痛苦的，也是合理的，痛苦在于先行者的孤寞；合理在于它符合思维的规律和历史的法则。尽管它的表现形式是“光阴的故事”，但其内涵要比时间丰富得多。

然而，这个规律并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可靠，特别是在一个意识多元化或者说一个缺乏公共标准的时代，有一种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即“非主流”的“主流化”。

演出也好，写作也罢，一些文化者动辄以非主流的姿态出现，本欲获取一份反传统的快感和优越感，怎奈受众也出人意料地对另类的东西青眼有加，大约是想得到一份进入某种“话语”的资格，于是乎“非主流”者们频频尴尬相遇了，于是乎标有先锋和前卫的市场经常火爆冲天，而大众市场却死水一潭。不过，这种不期而遇的热闹也多少令“非主流”者们感到些许失落和扫兴。

如果把正常之物标榜为“非主流”，如果“非主流”从一出生就变成主流，我总觉得其中一定有“诈”。  李礼

批量生产的体育

近日，欧洲小城洛桑来了一帮神情紧张的人，他们气急败坏地宣称要开除张三开除李四，其义正辞严和凛然正气使人差点忘了种种丑闻的主角就是他们自己。国际奥委会中一些人的行为不得不令人产生“谁给钱，谁就有权升起神圣的五环旗”的逻辑。现实是如此的残酷，以至于让看似四肤发达头脑简单的刘易斯都作深沉之论：“在世界上，我没见过任何一个其他组织受到如此少的监督，拥有如此多的权力并赚到如此多的钱。”

无论从古代还是从近代考察，无人怀疑希腊是人类体育精神的策源地。在这个产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国度里，人们崇拜健美的身体、发达的肌肉，如同崇拜奥林匹斯山上遥不可及的诸神。那时的爱琴海边，体育规划简单而明白，体育精神自然而清洁。没有人有时间去由跑步或游泳推想出其他什么东西，因为这首先是美和愉悦。    公元前490 年9月12日之夜，一个名叫菲迪浦底斯的人一路长奔至雅典，以壮烈之死捎去了胜利的消息。他不知道多年以后，人们以他的事迹为由开创了一种名叫马拉松的运动。不同的是，他的终点是他敬爱的城市，而长跑选手们的前面则是鲜花和奖金；前人为了告诉人们波斯人被打败了，后人则为了告诉世界：一个新冠军又诞生了。

体育被异化了，这一点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为了追求高难度，身体被扭曲至夸张骇人之态；为了未来的辉煌，日复一日地先行枯操之事。望着暖气穿行而过的草坪、高贵而闲适的高尔夫球场，穷人们感受着体育即金钱的逻辑，而那些耀眼的明星正从封闭的、无人观看的训练馆中源源不断地被批量生产出来。  李礼